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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单位:兵团万博平台登录局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26日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民族活动区域的大小就决定了古代中国国家领土的大小和边界的基本走向。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这一国家中的人民,是由多民族构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也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发展的,正是各民族的共同开拓,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领土疆域;第三,在历史上,由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参与,并在其中任职;而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进入其政权机构,他们并不自外于中国。各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些政权机构的建设,为国家的强盛作出了贡献;第四,国家主权是国家要素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古代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在国家政权统一强盛时期,还是国家处于分裂割据时期,历代中央政权都对全国各地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赋税权、驻军权。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各民族长期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不仅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汉族起了主导作用,各少数民族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心向祖国,心向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优良的历史传统。即使一些边疆民族地区一时处于割据状态,身处这些局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谋求统一的作为,也为全国的大一统创造了必要条件。正是中华民族的这种无比强大深厚的内聚力,为中国广阔疆域的确立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二、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行使主权

(一)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行政管理

历史事实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汉朝政府于公元前101年设置使者校尉,使者校尉是汉朝政府派驻西域的第一个最高官员。公元前68年,汉朝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屯田。并命郑吉护鄯善(今罗布泊一带)以西南道,即统管天山以南各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汉宣帝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它说明,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已在西域通行,汉朝正式开始在西域行使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其级别相当于郡太守,都护的职责是统辖西域诸国,管理屯田,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

1953年,在新和县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就是汉朝颁授西域首领的官印。这说明,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参与政权的管理,它不仅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而且造就了西域各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央政权的忠诚。东汉时期于公元74年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满城(今奇台西北);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今鄯善鲁克沁),屯各置数百人。公元91年,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公元123年,东汉政府任命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长史,继续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统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对西域的管辖却一直没有中断。

隋朝时期曾先后在鄯善、且末、伊吾三地设郡。公元640年,唐朝消灭了麴氏高昌,分别设西州和庭州。州下设县、乡等政府机构,同年又设安西都护府于西州(658年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647年,唐军夺取龟兹,设龟兹都督府,648年,唐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同时,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史称“安西四镇”。702年,唐朝又设立北庭都护府(709年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唐代在西域最高军政建制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著名的“安西四镇”和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的共计20个都督府。北庭大都护府统辖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所管辖的天山以北、楚河以西至里海以北的广大地区,共计23个都督府。唐朝在西域东部汉族民众较集中的地区,实行州、县两级行政管理,有伊州、庭州、西州,州下辖县,县下有乡、里基层组织。在西突厥和其他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羁縻府州,即保留原来当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按部落或地区大小,设置府、州、县,任命各民族大小首领担任都护或都督、刺史、县令等官职,肩负朝廷使命。唐朝大量吸收西域少数民族参与政权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

元朝时期于1251年在别失八里 (意为“五城”,今吉木萨尔)设立了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这是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这一管理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实施管理的新举措,是中央政权对西域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大变革。

清朝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治地在惠远城(今霍城县境内)。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的军政长官,统领全疆各地的驻防官兵,并兼理地方行政事务。清朝还根据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特点,本着“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制定了管理新疆的行政制度,即分别实行州县制、伯克制和札萨克制三种行政体制。州县制主要实施于新疆东部的巴里坤、乌鲁木齐及其以东地区;伯克制主要实施于天山南麓的维吾尔族聚居地;札萨克制是在哈密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人中及在全疆的哈萨克族人、蒙古族人等中实行的。

1864年新疆农民大起义及其后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摧毁了清朝在新疆原有的军府制管理体系。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政府于1877年6月令左宗棠筹划新疆善后事宜,左宗棠提出了必须在新疆设立行省的建议。其后,清军每复一城,即在该城设立善后局,善后局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各地民政事务的管辖权转移到了善后局的手中,剔除了过去伯克制下的种种弊端。从1876年收复新疆之役打响,至1884年新疆建省,左宗棠、刘锦棠先后在新疆地区设立善后总局2个,善后局10个,善后分局3个,从而为新疆建省奠定了基础。

新疆建省之议最早是龚自珍于1820年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的,以后经左宗棠、刘锦棠等人的大力提倡,最终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4年11月17日,清廷正式颁令新疆建省,刘锦棠为首任巡抚,魏光焘为首任布政使,首府定在迪化 (今乌鲁木齐)。经过逐步设置,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全疆共设有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伊塔道4个道,下辖6个府、10个厅、3个州、23个县与分县,新疆省的行政区划日益完善。

(二)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的军事机构与驻军

在国家拥有的领土上设立军事机构并驻军,是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一直设立有军事机构,并派驻大量军队,行使管辖权和自卫权。

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多次出兵西域,打击匈奴势力。公元前110年—105年西汉开始在乌孙国驻军屯田,这是西汉首次在西域有了驻军。公元前102年李广利打败大宛后西汉在渠犁(今轮台县境内)安置了几百名将士屯田,并把酒泉的烽燧延伸到罗布淖尔以西。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轮台的渠犁设立“使者校尉”,负责管理屯田事宜和接待来往使者,这是汉朝在西域设立最早的军事官职。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兼有行政和军事职能,它的设立,说明汉朝政府正式在西域行使有效的军事管辖权。

唐朝时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等军事机构。所属军队每年换防,“烽戍逻卒,万里相继”。这些戍卒有战事则打仗,无战事则守戍边防。各羁縻都督府、州,都有自己的武装,其兵额不限,是唐朝军队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镇守封疆,维持本地区社会秩序。唐朝政府还把在内地实行的府兵制度推行到了西域地区,吐鲁番出土文书有“竞愿展效贼庭,用表诚心报国”等内容,说明唐朝除了从内地调兵遣将镇守外,西域本地的民众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元朝时期在西域的驻军有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这些军队驻守在和阗、别失八里、高昌、阿力麻里、曲先等地,政府还为各地驻军供应粮食及其他物资,以安定军心。同时在西域设立大量驿站,以便于军队和物资的调拨。驻守西域的军队还从事屯田事务,以此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

清朝的伊犁将军兼理军事,有满、蒙古等八旗军队长期驻守新疆。一般情况下,新疆常设驻防、换防之八旗、绿营兵3万余人,乌鲁木齐则是新疆绿营屯驻的重地。天山南麓的驻军大多是换防军,根据情况定期换防。清朝还在新疆许多地方设立了台站和卡伦(蒙古语,意为“边台”、“台站”)。台站设于全疆各地,而卡伦则设于地势险要之处。各卡伦又有常设、移设、添设三种,驻卡官兵经常巡查,验查不法之人。

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建立军事机构,派驻军队,并把当地少数民族纳入军队之中,有力地巩固了在西域地区的统治。

三、新疆与内地统一的、有机的经济联系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许多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但这些帝国都先后解体了,其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帝国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有机的并且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历史上中国各地,包括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仅一直保持了密切的政治联系,而且保持了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无论是边疆与中原之间,还是边疆与边疆之间;无论是农耕文化还是游牧文化,都不断地发生着交流与互融,从而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它像一条纽带,把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中国虽然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但统一却始终是主流。新疆的地形地貌特征是:北、西、南三面为高山阻隔,只有东面通过河西走廊等地与内地拥有较为畅通的道路相联,加之内地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有着广阔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疆的经济与内地经济的不可分割性。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管理的加强,新疆在经济与文化上与内地都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使新疆的经济文化纳入到古代中国的整个经济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商代,新疆与内地就有一定的经济交流。河南安阳商代后期之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中,出土大量玉器,经鉴定,绝大部分都属于新疆玉料,它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玉石贸易。根据先秦史籍《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在位期间率众“西巡昆仑”,与当地部落首领西王母相见,双方互赠礼品,吟咏唱和。考古工作者在天山阿拉沟第28号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战国时期凤鸟纹刺绣,经鉴定这是一件来自中原的产品。在阿勒泰发掘的石人、石棺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铜镜,它是古代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其形制和大小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新疆与内地就有经济文化交流,并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汉朝统一西域后,于公元前60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更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贸易的往来。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内地与西域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汉朝政府发行的五铢钱在西域与内地一样起到了流通手段的作用。在新疆出土的汉五铢钱遍及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如20世纪70年代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一次出土45公斤汉五铢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铢钱在天山以南诸国仍在使用。除此而外,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龟兹地区(今库车)还出现了本地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它一面铸有龟兹文,另一面则铸有汉文“五铢”字样。这种钱币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与内地铸币有渊源关系,它的出现反映了龟兹本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密不可分的联系。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空前繁盛,唐朝货币大量流入西域。唐代钱币在新疆出土的数量和分布区域都远远超过了汉代。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在西域许多地方都有大量的出土发现,如1979年在罗布泊一次发掘就有970枚开元通宝钱出土。喀喇汗王朝时代著名的学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描述说“要是中国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在今和田、叶城、莎车、吐鲁番、木垒、奇台、昌吉、阿图什等地都出土过宋代钱币,反映了喀喇汗王朝与宋朝经贸往来的频繁程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繁荣,为中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清朝中央政府发行的制钱先是在新疆北部及哈密、吐鲁番等地成为市场上的通用货币。不久清政府在新疆各地陆续设局铸造铜钱,流通全疆,实现了新疆与全国货币的一体化。在新疆,汉族人民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也日益增多。

新疆与内地密切的经济交流,不仅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新疆与内地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极强的互利、互惠、互补性,因此相互依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保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新疆与内地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

在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既需要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需要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新疆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内地汉民族吸收了许多的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而新疆各民族也从中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新疆与内地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汉朝统一西域后,内地的典章制度传入西域。如龟兹王绛宾曾娶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为妻。公元前65年,绛宾携弟史赴长安入朝,他非常喜欢汉朝的衣着服饰和典章制度,从长安返回龟兹后,便仿效汉朝,修建宫室,在宫殿周围建巡行警戒道路,“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西域传》)。新疆曾出土许多汉代的汉文木简,如在尼雅遗址一处汉代遗址出土有一枚汉文木简,其中就有汉代官府对精绝王下达的汉文文书,这说明汉文在西域是当时通行的官方文字。汉代西域与内地的音乐歌舞也相互交流。龟兹王绛宾夫妇同赴长安时,其夫人弟史专门到长安学习鼓琴,汉宣帝并赐给两人“旗鼓”、“歌吹数十人”,开创了中原歌舞传入西域的历史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高昌城宫室内,画有“鲁公问政于孔子像”。高昌还仿效中原兴办学校,其教材有《毛诗》、《论语》、《孝经》,学生们虽习用汉字,但却讲说胡语(当地民族语言)。1959年以来从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剌和卓古墓区发现《论语郑氏注》、《孝经》、《典言》、《急就章》、《千字文》等残卷,都证明了中原文化同新疆各民族文化联系紧密,以及新疆少数民族积极学习和借鉴汉族文化的情况。佛教自西域传入内地后,更是大大激发了西域与内地僧人相互交流。公元260年,内地高僧朱士行赴西域取经,“遍游西域”,在于阗培养了大量佛学弟子,而他自己则以80高龄终死于阗。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名闻西域,甚至前秦的符坚都风闻其名,将其称为“国宝”。鸠摩罗什后来到了内地,组织人力翻译了大批佛经,成为与后来的玄奘齐名的中国古代三大翻译家。这一时期,西域地区流行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来文化的相互交汇、吸收、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汉文是当时西域通用的语言文字,无论是政府发布的公文,还是民间契约,都用汉文写成,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唐代文书就是明证。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地区,儒家思想传播较广,在吐鲁番考古发掘中,多有儒家经典抄本出土,如《论语》、《孝经》等。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抄写于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抄写者为年仅12岁的西州少年学生卜天寿。由于佛教在西域地区盛行,因此许多内地僧人来到西域建造寺院,成为寺里的住持。龟兹是当时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治所,唐代在这里驻扎大量的军队,同时这里也有许多随军家属和商人,为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在附近出现了不少由汉人开凿、汉僧住持的洞窟,洞窟中的壁画许多都带有汉族绘画风格,被称为“汉风窟”。唐初来自于于阗的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将犍陀罗艺术风格与中原绘画风格融为一体,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西域画风。他们把西域画风带到中原,并吸收中原某些绘画技巧,创作出不少优秀的绘画作品。在隋、唐前期画坛上享有盛誉,为中原绘画艺术的发展,为把佛教绘画艺术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音乐和舞蹈方面,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拔头舞等流行于西域和中原,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 《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都是西域乐。西域舞在长安颇为流行,胡旋舞风靡宫廷。

五代辽宋金时期,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有增无减。喀拉汗王朝时期的大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深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接受、利用汉文化的材料。在《福乐智慧》的序言中,作者明确指出:“此书极为尊贵。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摩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这里“秦地”指契丹,“摩秦”则指汉人。《福乐智慧》是一部劝喻性长诗,也是一部优秀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在维吾尔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这同一历史时期诞生的马赫默德·喀什噶里,是喀喇汗王朝又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所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共8卷,收辞目7500个,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杰出的地理学和民族学著作。他在“桃花石”条目的注释中说:“桃花石,此乃麻秦国之名。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之为‘桃花石’;中秦,被称之为契丹;下秦,被称之为巴尔罕,也就是喀什噶尔。”它充分表明,当时的喀喇汗朝人是中国人,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说明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是相通的。这一时期西辽文化的特点是保持了中原之风,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是汉语。西辽的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各种宗教都允许在其境内存在和发展。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西辽时期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西域文化的向前发展。

元朝时期,大量畏兀儿人迁居内地,他们学习汉文化,不少人成为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清政府在天山北部满、汉等族军民较集中的地区,开办了各类学校,如在满、蒙古、锡伯等族中,开办了“八旗官学”;在汉族中主要有官府开办的“义学”和民间开办的“私塾”。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广置义塾”,招收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言文字,以培养翻译人才。

五、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在封建帝制时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往往是把一家一姓的专制君主、君主世袭的王朝视为国家认同的对象,即使在一个王朝灭亡后,人们仍将新兴起的王朝视为中国的“正统”而加以认同,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朴素的认同观念。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朝政动荡,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渐趋不稳,西域政局出现混乱,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由于西汉在西域有深厚的统治基础,而匈奴则加重西域诸国的赋税,所以,西域诸国如莎车王康(公元18-33年在位)率众抵抗匈奴,保护西汉西域都护吏士、家属上千人,上书思慕汉朝。公元29年,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册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余国均归其统辖。公元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一同派遣使者到洛阳,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这些事实表明西域各民族地方首领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一旦中原王朝的官员遇到危难,即出手相助,并要求汉朝中央政府速派官员来到西域,反映了西域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仍保留着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前秦派吕光进攻龟兹,西域各地纷纷把以前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交给吕光,证明他们对中央王朝一贯忠诚。

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常常在其头衔上冠以“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的称号,这一点已为新疆和中亚地区出土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上的文字所证明。

高昌回鹘自称与宋朝的关系为“甥舅关系”,以“西州外甥”的名义向宋朝派遣使臣并进贡。之所以自称“西州外甥”,是因为唐朝时曾先后有三位公主嫁与漠北回鹘汗国的可汗,故当时漠北回鹘可汗世代称唐朝皇帝为舅,自称外甥。这时唐朝与漠北回鹘汗国均已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北宋王朝和高昌回鹘政权,但高昌回鹘仍沿袭旧有的习惯,自称外甥,称宋朝皇帝为舅,反映了当时回鹘人即使在唐朝灭亡后,仍将宋朝视为唐朝的“正统”继承者,表示认同这一“正统”的王朝。

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势力和大小和卓叛乱时,各族人民踊跃支持。清政府于1758年出兵讨伐大小和卓,首先攻破库车,小和卓逃跑。阿克苏、乌什的维吾尔伯克闭城不纳小和卓,却迎清军顺利进入两城。此后南疆各城许多维吾尔伯克也在清朝政府的感召之下,投归清军,大小和卓最终成为孤家寡人而很快灭亡。清朝在统一新疆、消灭叛乱势力的过程中,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绝不是偶然的,这与新疆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早已确立的对祖国朴素的认同观念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末清初由于准噶尔势力的压迫而被迫西迁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在清朝统一新疆后,毅然摆脱俄国枷锁,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受到新疆和内地各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朴素的认同更加走向自觉。如在沙俄侵占中国大片土地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疆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侵略斗争,无论是在清军驱逐阿古柏侵略军,还是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各族人民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1912年在和田爆发的反对沙俄诱骗南疆居民加入俄籍的“策勒村事件”,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动摇的。(作者系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新疆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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